书香墨韵｜从“秋菊之困”到县域法治破题：新时代司法行政青年的实践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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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银幕上秋菊望着警车扬尘的迷茫眼神定格，三十年前《秋菊打官司》抛出的法治与乡土之问，至今仍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回响。

这部改编自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的影片，以西北山村的纠纷为切口，深刻展现了现代法律程序与熟人社会逻辑的碰撞。而苏力在《秋菊的困惑》中对“本土资源”的理论叩问，则让这一影像升华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经典命题：如何让法律的刚性规则与乡土的柔性伦理共生共融？

作为身处“两德故里”仪陇县的司法行政青年，我在调解纠纷的实践中常与“秋菊式困惑”相遇，逐渐体悟到：基层法治的破题之道，在于以法理为骨、以情理为脉，在县域发展的肌理中培育法治的“本土根系”。

镜中之像

秋菊维权背后的三重法治矛盾

秋菊的维权之路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转型期基层法治的深层张力。

“情理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对冲。秋菊索要的“说法”，本质是乡土社会“以礼止争”的传统思维，她期待村长在熟人网络中承认过错，恢复伦理秩序，而非通过法律程序实现“技术性”正义。这种对“面对面道歉”的执着，与法律通过裁判文书等程序来实现权利救济形成错位。正如影片结尾，法律虽实现了“伤人体罚”的事实正义，却撕裂了熟人社会的情感联结，留下秋菊“要说法却送走人”的伦理困惑。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治理博弈。在四川仪陇县、西充县等农村院落，延续百年的“院坝议事”“乡贤调解”等治理传统，与成文法共同构成乡村秩序的“双重轨制”。村长在秋菊难产时冒雪救人的义举，正是乡土社会“情理法融合”的生动写照——他既是纠纷的“肇事者”，也是危机时的守护者”。这种“人熟为宝”的治理逻辑，与法律追求的“规则普适性”时常产生张力：当秋菊为“一口气”对簿公堂时，村民更倾向用“邻里情分”调和矛盾，折射出传统“无讼”观念与现代司法程序的深层抵牾。

“个体诉求”与“共同利益”的尺度权衡。类似秋菊的个案屡见不鲜，某村土地流转纠纷中，农户因赔偿标准分歧拒绝签约，却担心告赢了官司、失去了邻里；某家庭纠纷中，当事人既想维权，又顾虑“家丑外扬”影响声誉。这种维权怕伤和气、忍气又损权益的纠结，本质是熟人社会个体生存依赖共同体的现实投射。在四川南充一些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愿意选择调解，期待握手言和，也是印证了乡村治理中情与法的平衡。

破解之道

县域发展中的法治本土化

直面“秋菊之问”背后的法治理想与乡土现实的张力，仪陇县以先进制造业集聚县、红色文旅示范县、丘区农业样板县“三县建设”为支点，探索司法行政工作的在地化解法，让法律从“书本上的法”变成“群众身边的法”。

产业法治：在法理与情理间架设柔性桥梁。秋菊的困惑源于法律程序与乡土情感的割裂，而“先进制造业集聚县”建设可以法治为产业注入确定性，破解“要说法”与“讲程序”的冲突。推进涉企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在涉企纠纷中融合“法理+情理”高效化解矛盾纠纷，避免机械执法加剧“秋菊式”关系撕裂。优化涉企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在工业园区设立实体化公共法律服务站，提供“一站式”服务，减少“秋菊讨说法”的对抗性困局。

红色法治：从传统治理智慧中汲取现代养分。“两德故里”的基因蕴含法治与德治共生的密码，可激活红色传统中的治理智慧。打造红色文旅示范县的过程，本质是法治精神与文化传统的融合创新。依托红色文化阵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两德”精神等融入村民活动中心、农家院舍等群众日常生活设施之中。适时举办群众性法治文艺活动，融合民俗文化、传统美德、优良家风等元素，着力塑造崇德向善社会环境，既保留秋菊珍视的“乡土正义”，又推动“法治要求” 转化为 “乡土习惯”。

乡土法治：培育“带露珠”的基层治理细胞。“丘区农业样板县”建设可让法治根系深扎田间地头，化解“个体诉求”与“发展大局”的对立。一方面，嫁接法律与乡土的“共生根系”，在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分配中推行“法律顾问+乡贤评理”模式，既明确产权界定的法律刚性，又保留“秋菊们”熟稔的协商伦理。另一方面，培育基层善治的“法治土壤”，通过“田间议事会”“院落普法堂”，将法律术语转化为“秋菊能懂的道理”，让程序正义的价值在民主协商中生根。

青春作答

在法治理想与现实土壤间深耕细作

秋菊的困惑，本质是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性”与“现代性” 的相遇之问。作为司法行政青年，作答之要在于当好三种角色：

做“规则与温度”的摆渡者。在工作实践中，主动寻求法律刚性与治理柔性间的黄金分割点，对严重侵害权利、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必须严格执法，避免因迁就“人情”损害法律权威。同时在行政执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中注入人文关怀，让群众感受到法治的正义性与包容性。

当“传承与创新”的探路者。充分挖掘传承红色法治基因，依托红色文化阵地资源，将法治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在传承中创新普法形式。用“红军借条”“马灯下的调解”等红色法治故事运用到实际的人民调解当中。

成“护航与赋能”的担当者。通过驻村走访、参与纠纷调解，合理吸纳乡土社会的治理经验，理解群众对法律的真实需求与困惑。在实践中发现的法律与乡土社会脱节的问题积极向上级反馈，推动法律修订或司法解释的完善。

三十年前，秋菊的迷茫是法治启蒙阶段“现代性冲击”的缩影；三十年后，当法律不再是高悬的神器，而是嵌入乡土生活的基因，当司法行政工作既能“端书本” 又能 “蹲田坎”，法治的种子就能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生根发芽。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的使命不在于消除所有“秋菊式困惑”，而在于以青春之力搭建情法对话的平台，让每一次调解、每一场普法、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成为法治中国与乡土中国“美美与共” 的注脚。这，或许就是对《秋菊的困惑》最富生命力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