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短命王朝都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使命

文 / 子玉

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同时有效统治中原和漠北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其在军政制度层面就必须作出一定的创新，而元朝优化后的制度后来也被明朝和清朝部分继承，比如，明朝以藩王镇守边塞要地、清朝皇帝的巡幸制度等都是借鉴了元朝经验。等于说，元朝对于明清来说，实际上属于探路者的角色，是对大一统体制对于统治更广阔区域的一次尝试。

和历代王朝一样，元朝的军队按照职能也分为宿卫京师的禁军和镇戍地方的镇军，分别负责京师和地方的安全，形成“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的格局。

为了说清楚元朝的军事布局，我们首先要对其军队组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按照兵源区分，元军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四大类：蒙古军以蒙古人为主体，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都有从军义务，兵民合一，同时，部分色目军队也被编入蒙古军籍；探马赤军也属于蒙古军，是从各地抽选的精锐被充作先锋的部队；汉军主要由汉人组成，其主体为蒙古在扩张的过程中收编的汉族部队和金国降军；新附军是在用兵南宋的过程中招降的南宋军队。

其中，蒙古军大部分驻扎于草原，只有少部分被调入汉地，作为先锋的探马赤军则在战争结束后驻扎于被征服地区。

元朝的宿卫军分为怯薛和侍卫亲军两部分，其中怯薛在元朝建立之后军事功能逐渐淡化，成为服务于宫廷的组织。

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仿照中原王朝的旧例建立的朝廷禁军，称为武卫军。侍卫亲军最初规模为三万人，分为左、中、右三卫。后来，侍卫亲军又一度扩张至二十到三十万人的规模，分为三十余支。

由于驻扎京师，所以侍卫亲军就隶属于枢密院，其长官为都指挥使，以下则有千户和百户。侍卫亲军的兵源则是从各部队中挑选精锐组成，以保证内强外弱的格局。

至于侍卫亲军的职能，在拱卫京师之外，还承担皇帝出巡的扈从军、举行朝会的宿卫军、重大礼仪场合的仪仗军、巡视京师的巡逻军、看守重要仓库的看守军等职能。

地方上的镇戍军则是按照不同地区、分派不同的军队，一般为：北方和四川地区是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镇守，分统于治所位于濮州的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治所位于洛阳南的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治所位于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治所位于凤翔的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的四个“蒙古军都万户府”。每个都万户府之下又下辖若干万户府；淮河以南的原南宋地区则由汉军和新附军镇守，其军队编组为几十个万户府（或元帅府），万户府以下又依次为千户所、百户所。

归属层面，北方和四川的四个都万户府都隶属于枢密院，南方的万户府先是由行枢密院统领，在罢除行枢密院之后，又改由行省管辖。

也就是说，内地的防务是由枢密院和地方行省指挥诸万户府来完成的，而对于边塞要地，元朝则采取了宗王出镇制度。

之所以以宗王来镇守边地又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要冲，比如和林、云南、河西、辽东、扬州等地，事关帝国的安危，必须交给自己人来负责。当时，元朝构建了一个从东北经漠北、西北、西南而至江淮的半圆形军事防御线，保证了腹心之地的绝对安全。

不过，元朝并没有犯西晋当年的错误，将宗王的镇守地和封地重合，而是在朝廷的指派下负责一方军事的将领，且不能世袭其职务。这就大大降低了宗王造反的可能。

在忽必烈时代，宗王的权力还比较大，不仅治军，还负责政务、赏罚、刑狱、财赋等工作，但是自行省制度广泛推行之后，宗王的权力就只局限于军事层面，打仗的时候负责领兵出征，战事结束又将军队交还行省。

如此设计，既发挥了宗王的作用，又遏制了宗王的野心，而且，宗王和行省还可以互相钳制，保证了朝廷对地方的控驭力。

元朝以宗王镇边地 图源/剧照

可以看出，元朝的做法绝对要比西晋成熟，就是相比后来的明朝也较为成熟，因为，朱元璋虽然也做了藩王镇守边塞的设计，但却赋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力，最终导致了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颠覆了建文帝的皇权。

后来，随着内地战事不断，元朝又以宗王镇守内地的包括武昌、庐州（今安徽合肥）等战略要地，即使在元朝末年的乱世，宗王依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宗王这张牌，元朝打得是最为成熟。

至于养兵，元朝则是发展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大类：军屯由枢密院负责、民屯由大司农司和宣徽院或者各地行省来管理。元朝屯田数量最高时，一度达到了二十万顷以上的规模。

据史书记载：“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

这些历史经验都被后来的明朝直接复制了过去。

只是，蒙古人在权力层面虽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却并不是主体民族，所以在统治疆域辽阔的帝国时就并不自信，因此就不断出台限制兵器使用权限的政策：中统三年（1262），在平定山东李璮的叛乱之后，忽必烈就下令大规模收缴民间武器，规定除军人之外，包括汉族官员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藏兵器，凡是隐藏全副甲胄、十副弓箭（弓一张、箭三十支为一副）或刀枪者，直接处死；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将地方兵器分为三等，下等的直接销毁，中等的交给当地蒙古人持有，上等的收缴仓库进行统一管理。

总之，忽必烈所有的动作都指向一个目的：汉人不得与军政。就是汉族军人都不得负责看守军械库的工作。元朝对汉人的防御心理由此可见。

至于顶层职位，元朝更是将汉人排斥在外，像万户府、元帅府等机构的长官必须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来出任，只有在一些边远地区才会考虑使用汉人。

还有，像军队数据等机密，元朝也根本不让汉人知道，据史书记载：“虽枢密近臣专职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驭力，元朝还打造了驿站系统，以提高信息的传递速度来强化其管理、应变能力。当时，元朝的驿站以大都为中心，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今黑龙江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儿、钦察两汗国，西南抵乌思藏，南接安南、缅甸，是四通八达。

元朝一共设置了一千五百余处驿站，分为陆站和水站两大类，由通政院进行管理。

对于元朝驿站系统的高效性，史书是如此形容：“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等于说，在各地驻军、宗王出镇、发展屯田、打造驿站系统，是元朝军事控驭地方的一套组合拳，通过编制这套缜密的系统，元朝牢牢地控驭着天下，这也就解释了元朝中枢因为权力争夺时常处于动荡之中但地方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局的核心原因。

当然，除了军事手段之外，元朝还在制度层面做了创新以控驭辽阔的疆域，包括两都制和巡幸制度。

1256年，忽必烈在经营中原汉地期间，令刘秉忠在金莲川修筑了开平城，作为其治理汉地的政治中心。1260年，在蒙哥去世之后，忽必烈于开平城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即位称汗。

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升开平府为上都，次年（1264），将燕京改名为中都。

为了控驭汉地，忽必烈又于燕京城旧址的东北旷野上修筑新城，并于至元九年（1272）将新城之名定为大都。

此后，上都就处于陪都的地位，成为链接中原汉地和漠北草原的枢纽。

为了有效的控制中原汉地和漠北草原，元朝还设计了两都巡幸的制度：每年四月出发北巡，八月份的时候再回到大都。

说白了就是流动办公，和秦始皇当年巡游式办公是一个逻辑。当年，秦始皇出巡时带着一整套行政班子，元朝皇帝巡幸上都时也带着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主要官员，称为分省、分院和分台。至于各机构的副职，则基本留在大都办公，称为留省、留院和留台。

元朝皇帝通过两都巡幸制度，牢牢控制着中原汉地和漠北草原。同时，也加强了对东西诸王的控制，因为，东西诸王的封地刚好处于上都的两侧。

在漠北办公期间，元朝皇帝通过朝会、祭天、祭祖、打猎、宴会等活动加强和诸王的联系，保持漠北草原和帝国系统的粘合力。这和后来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狝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在政治层面团结、控驭蒙古诸部。

这也可以看作是元朝对历史的一项制度贡献。

等于说，通过两都巡幸制度，元朝皇帝既加强了对胡汉两部的控制，又保证了其蒙古基本盘的稳定，一举两得。

虽然元朝的周期不长，但和秦朝、隋朝一样，其同样给历史贡献了一定的经验，属于探路者、踩坑者的角色。

正因为有了元朝的探索，才有了之后明清对庞大帝国的有效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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