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启航的对日轰炸（4）：“烧烤大师”李梅改进轰炸方案

书接上回，上期讲述了驻扎中国的超级堡垒们对日本本土发动了第一次轰炸，但效果不佳，属于雷声大雨点小。本期将讲述经验丰富的著名轰炸机指挥官——李梅，被从欧洲战场调往中国战区，改进超级堡垒们的轰炸战术……

美国陆航超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标志着战火即将降临。虽然此前日本经济和国民已经被纳入战时轨道了，但是其本土除了杜利特空袭外尚未遭到直接攻击。此次空袭后，日本国民心理上无法避免地产生恐惧和惶恐的情绪，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更加动摇。对日本军队而言，冲击也是巨大的。日本海军第6航空战队指挥官小福田皓文中佐是这样回忆的:“就在那个时刻，B-29出现了……虽然我军航空兵战斗力与日俱增,但是要冒着前所未有猛烈的自卫火力去接近敌机，B-29要比B-17坚固和难对付得多，我国航空工业在发动机技术上与美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夏天访问成都的新津基地。

战时宣传归宣传,不能改变的事实是这次空袭把此前积累在成都周边基地的燃油和弹药储备都消耗一空，需要从印度再飞越驼峰，一点点运输进中国。因此，当乌尔夫准将接到命令要求继续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时，他很无可奈何地向阿诺德回复:目前第20轰炸机司令部暂时不能执行任何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任务。阿诺德对此深表不满，国内刚刚大肆渲染了B-29对日本轰炸的好消息，现在轰炸机只能趴在后方无所事事，对陆航和其他兄弟军种面言,这无疑是个笑话。虽然，从情理上阿诺德理解乌尔夫所面临的后勤补给窘境,但是他还是认为乌尔夫的执行力和领导力不足。因此,阿诺德在7月4日颁布命令调乌尔夫回国,其职务暂时由第58轰炸机联队指挥官桑德斯准将兼任。

7月4日，乌尔夫准将被召回华盛顿述职。尽管阿诺德在公开场合下，宣称对乌尔夫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但实际上他对B-29在印度和中国的表现相当焦躁，对乌尔夫的耐心一点点在丧失。这一点,就连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官兵们都有所觉察。参谋长汉赛尔也表示了对乌尔夫的不满意，认为乌尔夫的态度悲观,偏消极。不过,当时的汉赛尔可能料不到，半年以后，也轮到他来承受同样的命运。

1944年7月29日对鞍山的轰炸战斗照片。

公平的讲，乌尔夫的态度是现实的，他指挥下的第20轰炸机司令部在政治和外部压力之下、在后勤补给和各方面条件都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甚至连训练都还没有完成的条件下，就过早地投人了一个艰巨的战场。在当时，乌尔夫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过多谴责他是不公平的。但是，战争就是战争，没可能等一切准备齐全之后才开始战斗，长期作为“办公室将军”的乌尔夫，在应付复杂局势的压力面前，他的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的确有些欠缺。

在乌尔夫的指挥下，B-29部队总计执行了3次战斗任务。在回到华盛顿以后，乌尔夫被“晋升”为B-29生产和训练的负责人，算是回到了之前工作的岗位上。

接替乌尔夫的是寇蒂斯·李梅少将，作为阿诺德心腹爱将之一，他当时刚从英格兰返回美国。李梅当时只有38岁，是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由于在欧洲担任B-17指挥官而战功卓著,李梅有很好的声望，是具有巴顿式的强硬和领导能力的指挥官。作为乌尔夫多年的老熟人，阿诺德对乌尔夫的待遇也让李梅感到不满意。多年后他曾表示过:阿诺德就是B-29项目麻烦的来源之一，乌尔夫接手的是一项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迁怒于他是不公平的。

经过3个多星期的物资积攒，7月7日夜间，在桑德斯准将指挥下实施了第二次对日轰炸，17架B-29分别轰炸了佐世保、大村和火加田。行动造成的损失非常轻微，而在这次小规模行动中损失两架B-29，第40大队的一架轰炸机起飞时因为电路故障起火而烧毁，第462大队的另一架轰炸机因故障坠毁。

接着，美军照例继续往成都地区运输补给物资。3个多星期后——7月29日，72架B-29轰炸了日本控制下的鞍山钢铁厂。1架B-29被高射炮火力击落，第40轰炸大队的42-6240号在返航时坠毁在丽江附近。此次行动中，出现了第一架由于被击伤而迫降在苏联境内的B-29。这架超级空中堡垒及其以后迫降在苏联境内的B-29，都成了苏联仿制生产Tu-4轰炸机的母版。

8月10-11日夜间，桑德斯发动了对日第三次轰炸，24架B-29轰炸了长崎。

同一天，31架B-29从锡兰的英国航空基地起飞轰炸苏门答腊（现印尼境内)巨港的储油基地，另有部分B-29在苏门答腊牟锡河中布了水雷。这是一次航程达6484公里、耗时19小时的艰苦飞行,也是二战中美国进行的飞行距离最远的空袭。

对鞍山的首次空袭后的损失评估照片。

8月20日，桑德斯亲自带领88架B-29从成都起飞去轰炸八幡制铁所，日军布置在成都周围的间谍和在中国大陆上的雷达照例为日本本土提供了早期预警。轰炸机群还没有抵达九州前，4时30分，日本西部防空指挥部组织起陆军航空兵4个航空兵战队和海军航空兵2个航空战队、出动了近100架各式战斗机准备拦截。

B-29在20000- 26000英尺高度进入八幡，每架B-29投下了6枚500磅炸弹。地面高射炮火力很猛烈，至少8架B-29被击伤。B-29脱离了高射炮火力圈后，日军战斗机就开始发动了攻击。樱出勇中尉也参加了截击，他采用迎头攻击的战术攻击第468大队的罗伯特·克林克斯凯尔斯中校驾驶的B-29。值得一提的是，克林克斯凯尔斯中校以前是麦克阿瑟专机的驾驶员，他驾驶的B-29昵称为“格特鲁德（中校母亲的名字)”。此时，B-29刚投完炸弹，正在关闭炸弹舱门。椰出勇一直逼近到距离“格特鲁德”很近的距离上才开火，以至于他的僚机德田将广都以为楔出勇是准备去撞击B-29了。密集的机炮炮弹几乎把B-29机头全部击毁，碎片横飞。德田将广跟进的射击又使得B-29左翼中弹受损，整架飞机向左侧螺旋着快速下坠了。

1944年8月20日，第40大队的B-29在八幡上空。

这架B-29的残骸碎片四散时击中编号为42-6368的B-29，使其受损坠毁。机组中，吉米-怀恩中尉跳伞后逃生，落地后逃入附近山中躲藏,在其后日军追捕他的过程中用手枪与日军对射,最后被击中身亡。

在这场4英里高空上进行的截击战中，日军战斗机声称击落了12架B-29，B-29自卫炮手们声称击落17架日军战斗机。美军实际损失的确是14架B-29:第40大队4架、第444大队3架、第462大队3架、第468大队4架。其中，4架被击落（其中高射炮击落1架)，1架被击落B-29的残骸撞击而坠毁，因机械故障问题而9架损失（含1架在苏联境内迫降的),合计战损率高达22%。71架轰炸机对目标投下的96吨炸弹只炸毁了两处炼焦炉，可以说收效甚微。

空袭八幡时的战斗照片，日军战斗机、高射炮和不佳的天气，使得轰炸效果一直不佳。

除了高昂的战损，第468大队的罗伯特·克林克斯凯尔斯中校、第462大队的理查德·卡迈克尔中校也随座机被击落，高级别指挥官的损失也给B-29部队的士气雪上加霜。

在7-8月之间进行的历次空袭行动都显示了当时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指挥官还没有形成战略轰炸的概念:目标规划十分分散，没有对某个目标持续实施轰炸以达成摧毁或瘫痪的目标，并且缺乏大机群作战的组织和协同的能力，导致大量无谓的损失。

空袭八幡后拍摄的损失评估照片。

与乌尔夫、汉赛尔这些参谋出身的“办公室将军”所不同的是，李梅是一个一线飞行员，矮壮结实、性格直率、冷静坚毅。也正因为此，李梅在面临以前同僚们所面临过和未曾面临过的困难时，能够以更坚韧的心态去应对。

作为在战争期间晋升速度最快的陆航军官，李梅深知只有拿出能让阿诺德满意的战绩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对于任何能够改善和提高战斗能力的建议都来者不拒,这也是李梅成功的根本原因:他是一个能解决问题、实现结果的人，因此他可以去修改需要改变的规则,而不是拘泥于其中。

阿诺德也把李梅视为能够挑重担去解决麻烦的人。最初，在知道自己要被派遣到中缅印战区时,李梅以为要去那里指挥战术部队而表示不愿意;当知道任务是指挥B-29部队后，李梅欣然表示愿意前往。作为一个飞行老手，李梅的信条是:“如果我要去指挥某种〔对我来说是困难的)飞机组成的部队，那么我首先就要是能驾驶那种飞机的老手。”不过，即使是李梅这样飞行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掌握驾驶B-29的技术也颇费了一番时间。

李梅

8月20日，李梅到达印度，以前飞行行学校的老同学桑德斯准将热情欢迎了他。不过，桑德斯在其后的飞行中失事坠机，第二天李梅亲自指挥了搜索和救援，桑德斯虽然得到救助而幸免，但是失去了一条腿。

8月28日，汉赛尔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20航空队第21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8月29日，李梅正式接任第20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一职。两位陆航将领正式登场指挥B-29的一线作战，但他们以后的军旅生涯则是迥异了。

在对第20轰炸机司令部各单位进行走访和视察后，李梅对他所看到的景象很不满意，包括训练水平不高的机组成员、不合适的战斗编队队形、低下的瞄准精确度等等。接手以后，李梅以其雷厉风行的指挥风格开始对第20轰炸机司令部进行改造。他反复教导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每次任务出击就好似一个商人要好好利用手中的本钱一样，必须是追求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每次战果甚微而损失巨大，则必然难以为继。因此，部队必须要强化训练:提高各个机组的飞行和战斗能力;取消此前一直采用的4机菱形编队，改用李梅在欧洲第八航空队时采用的12机盒形防御编队;每个大队建立目标引导机的机制,挑选飞行和瞄准经验丰富的机组负责发现和标记目标〔类似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探路者战术)。

李梅用了大约3周时间来调整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飞行员，并综合了各机组此前积累总结出的各种经验教训——比如在中缅印战场的B-29机械故障导致的事故率惊人，其中大多是由于R-3350发动机起火引起的。尽管已经进行大量改进，R-3350的问题还是没有能彻底解决。按照设计的安全标准，发动机汽缸顶部温度最高上限是270摄氏度。但在成都和印度，盛夏时分地面温度可以高达 37-46摄氏度、再加上发动机冷却系统的低效，汽缸顶部温度在起飞后很快就升至310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温度容易导致气门杆润滑油的蒸发，从而使得气门杆断裂并掉入汽缸与活塞碰撞而起火。

1944年9月，李梅抵达印度，接手指挥第20轰炸机司令部。

B-29的机组很快就学会了一个小技巧:起飞滑跑时尽量加快时速，这可以使汽缸顶部温度保持在警戒线下。他们充分利用跑道的全长，加速至225-233公里的时速时才以低角度起飞。起飞后，B-29不是立即爬升，而是留在低空继续加速，在达到既定的空速后才开始爬升。一旦速度达到322公里，机械师关闭发动机整流罩排气门减小阻力，因为控制汽缸顶部温度的关键是空速，当速度提高后，排气门产生的阻力多于对降温所作的贡献。

同时，李梅也对轰炸机大队的编制做了改变。大队原来下辖4个中队，现在撤销其中一个，将其分散编人其他中队，最终改为3个中队的编制。此外，李梅把原先独立的专用维修保养单位拆散，分配到各个大队中提供维修保养勤务。

在诸多措施的努力之下，B-29的飞行表现开始改善，燃料管理、弹药装载配置等等都得到了改善，在有经验机组的引导下，轰炸精确度也得到了提高。到1945年1月，第20轰炸机司令部从中国基地撤出时，李梅已经把月出击数量提高了两倍、提前返航率降低、投中主要目标的炸弹量提高了300%、投中目标区的炸弹量提高了250%。

第468大队的一架B-29在成都的彭山机场上准备装载500磅高爆弹。

不过，这并不代表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出动率的提高的代价是减少从中国升空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从补给相对方便的印度基地起飞轰炸东南亚日军目标当然是可以提高出动率，而且东南亚地区日军目标防空能力有限,有利于降低战损率和提高轰炸精确度。

1944年9月26日，对鞍钢的又一次轰炸仍未得到预期战果。

除此之外，困扰李梅的还包括情报缺失:无论是日本上空的气象情报、日本地图或者目标区的情报,统统缺乏。即使是美军手上有的资料，大部分也都是错误连篇的。

如果说这些麻烦还不够多的话，那么日军在1944年9月开始的“一号作战”第四阶段桂柳会战，则是直接从地面上威胁美国陆航的空军基地了。

10月，在塞班岛的机场尚未完全完工的情况下,汉赛尔带着艾米特·奥唐纳准将指挥的第73联队进驻塞班。10月28日，B-29从塞班起飞轰炸了卡罗林群岛，从此拉开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战斗序幕。

对李梅及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各级指挥官而言，从中国大陆上面临的威胁、无数个事件和因素都在推动第20轰炸机司令部向太平洋转移的呼声。未来已经非常清晰:B-29的希望是在太平洋上，而不是在中国大陆。

10月25日，第20轰炸机司令部执行第15次战斗行动,目标日本城市大村。大村并不算是日本主要的航空工业城市，这里有个港口，也有日本海军空技厂第21分厂，主要生产的是一些水上飞机和发动机类设备。但是，从中国起飞的B-29航程无法企及那些主要的日本航空工业城市,大村也就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了。

1944年10月25日轰炸行动前的侦察照片。

一开始就出师不利，第40大队的1架B-29在起飞时坠毁，机组人员全部身亡。其余77架起飞的B-29中，59架找到了主要目标，轰炸效果远好于7月份的那次轰炸。其中主要原因是李梅改变了装载弹药的结构，采用每两枚高爆炸弹加一枚燃烧弹的组合方法，提高了对地面目标的毁伤效果。

1944年10月25日，轰炸大村的战斗照片，可以看到云层很厚，影响了瞄准。

在返航途中，莱德福特上尉的B-29因为油箱被击破面燃油泄漏,无法坚持返回到成都基地。无奈之下，驾驶员只能命令机组成员们准备弃机跳伞，重伤的投弹手亨利·米勒被战友们用毯子包裹好，然后系上开伞绳推出了飞机,接着机组成员一个接一个陆续跳伞。莱德福特上尉落在一片水稻田中，附近赶来的中国村民把他送到附近一个挪威传教士那里,传教士又把他辗转送到附近的中国军队驻地。在那里,莱德福特上尉和其他机组人员会合了。不幸的是，投弹手亨利·米勒最后还是伤重不治而亡。

1944年10月28日拍摄的轰炸大村损失评估照片。

在回到第58联队以后,莱德福特上尉机组继续投入对日轰炸战役，他们给新分配的B-29命名为“亨利·米勒”号，以纪念阵亡的战友。

11月11日，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6年后的日子，近100架B-29从成都基地起飞，再次轰炸大村。但是,轰炸机飞临日本上空时发现天气状况太恶劣，几乎不能看到地面。于是美军决定取消这次轰炸行动。不过，有29架轰炸机没有收到取消行动的电文，继续实施了雷达瞄准轰炸，轰炸效果自然也就十分微小。另外有超过40架轰炸机改变目标轰炸了南京和在中国大陆上的其他日军目标，战果也几乎是忽略不计。4架B-29被击落或因故障坠毁。

1944年11月5日轰炸新加坡海军码头，是B-29执行过的长距离任务之一，往返4200英里。

11月21日，第17次轰炸行动是第20轰炸机司令部出动最大规模的战斗:109架B-29前往轰炸大村，其中61架找到了主要目标,投下了近200吨炸弹。

战斗结束后,各个机组的自卫炮手们声称合计击落27架日本战斗机，当然这个数字相当不准确。对应的B-29损失也是巨大的:2架B-29在起飞时相撞,除一人幸免外其余全部身亡。此外,还有两架B-29在降落时坠毁，另有1架B-29飞往苏联被扣留。

轰炸后的海军码头评估照片。

在完成轰炸返航时，第462大队的理查德·麦克米兰上尉的座机被一架日军战斗机拦截击成重伤，两台发动机停车，而且燃起大火。无奈之下，麦克米兰上尉拼命稳住飞机，让其他机组成员们跳伞弃机。四名机组成员跳伞后，中部机枪手发现自己的降落伞包被碎片击中损坏,又找不到备用的降落伞，于是，剩余机组成员决定留下陪伴机枪手，争取迫降。经过努力，受损的B-29在平汉铁路附近的一处空地上迫降成功，但是赶来的日军在飞机迫降前后朝着B-29猛烈开火，麦克米兰上尉等三人被击中阵亡，其余人员被俘，当时重伤的副驾驶员弗农·薛福中尉被日军以为已经阵亡，丢弃在战俘营里一个航脏的土坑里而不管了。但神奇的是，薛福中尉居然还逐渐康复而幸存了下来。

此外，飞行机械师、雷达操作员和尾部机枪手被日军抓获，在公开场合下被残暴虐待以威慑被占区的中国人。其后，他们被日军秘密处死、尸体火化后销毁，随后遗骸被丢弃到汉口附近的一处湖泊里。中国人民冒险收殓了部分遗骸,并悄悄安葬。1946年，18名参与虐待和屠杀的日军被审判定罪，其中4人被判处死刑。

其间，4名成功跳伞的美军机组成员落地后被共产党敌后游击队营救,后转移回到成都。

21日夜间，日军派出轰炸机前往轰炸成都周边基地，一架B-29被炸伤。负责守卫的P-61夜间战斗机起飞截击，在半个多小时的交战中，P-61以机载雷达捕捉到并击落了一架日军轰炸机。